台灣鴿界的傳奇
台灣鴿界大前輩陳敏生醫師，出生於1899年(1895日本治臺，1899年臺灣銀行成立) ，對於台灣鴿界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地位。例如日本著名的”小松系”創系人小久保，因日本皇軍事宜，與東京好鳩會幹部意見不合，而退出鴿會並精選小松系鴿子，及Y式鴿一台渡台賣與陳敏生，而結束其養鴿生涯。最原汁原味的”小松系”就在陳敏生家族中。
小松系來台後，下代在台灣多變化的氣候下，也有不錯的表現。陳敏生先生於仙逝之後傳承其五子陳少斌先生，繼續將此系發揚光大。
▲ 陳敏生鴿舍
▲ 陳敏生醫師留影
.jpg)
先嚴 敏生公
先父諱敏生，於西元一八九九年陰曆九月八日出生於佳冬鄉羌園村四塊厝陳家。那裏是一個民風淳樸的小小村落。村前有條灌溉用的小水溝，流水湍急、清澈。清早，村裡的婦女就在這裡清洗衣物，有說有笑的。旁邊有幾隻鴨在水中自在地覓食，人與禽各作各的，相安無事。
村後是羌園溪，岸邊有茂密的竹林，倒影映入水中，綠意盎然。夏天，這裡十分陰涼、幽靜，是消暑的好去處。
天未大亮就有各種鳥兒分批到來鳴唱。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傍晚時分斑鳩的鳴叫聲，一句中音節有長有短，音調有高有低，聽起來是酸酸甜甜的，不知是喜是悲？
先祖父諱道南，前清秀才，他是邊牧牛邊讀書的。由於苦讀出身，所以督子甚嚴；先祖母諱嬌，出於東港朱家，她為人十分慈祥、待人十分親切。兩人風格雖有不同，但一樣都受人們的敬重與愛戴。
先父兄弟共有四人。因長兄之上有堂兄一人，別無堂弟，故四兄弟伯、仲、叔、季之稱謂各往下降一格，於是長兄變二哥。二伯父諱寄生，因家祖父染病長期住院於臺南，毅然負起重責，兄代父職，管理家業，讓幾個弟弟安心求學。而他自己因天縱英明，雖未如諸弟上大學，卻是多才多藝、文武雙全、交遊十分廣闊。他精於拳術、善於撒網捕魚、又是品茗之高手；他又能詩能文，而筆勢之飄逸灑脫正如其人、其名，為人仰慕欽敬。後因"高等事件"躲藏荒野，染急性瘧疾而病逝。
先父之四弟諱詮生，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家鄉當一年小學教師，隨即辭職前往日本法學院研讀。他是同情社會上弱勢族群的社會主義者，聽堂哥少廷(我們稱他二哥)說，四叔父(他的父親)是馬克斯主義的信奉者，他是沒有入黨的共產主義者。學成歸鄉被日本憲兵跟蹤監視。甚至利用農村因盛夏炎熱而午休的空檔，偷偷入門翻閱搜尋。後染傷寒(腸チブス，當時的法定傳染病)，不久就過世了，享年只有三十出頭。英年遽逝，是四兄弟中第一個殞命的，自是陳家的一大打擊。
先父之五弟諱荻生，在日本攻讀工學院，學成回鄉，原要在日月潭發電廠任職。因先祖母寵愛兒子，不願兒子為了就職而長期遠離家鄉，因而作罷。五叔父跟幾位兄長一樣，都關心社會、熱愛鄉里，也都慷慨好客，因此也如往常二伯父在世的時候一樣，日日賓客盈門。其實村人有事來告知、求援，家父的兄弟都把村人的事當作陳家的事來處理；而村人也把陳家的人當作自己的家人那樣看待、信任。
五叔父看了許多四叔父的書，有樂善好施的家風，又受新思潮的影響，自然很容易接受同情弱勢族群的社會主義。在白色恐怖期間，情治單位多次要捉拿他。有一次深夜掩至，幸好家祖母及早發現，又有村人的掩護，加上情治人員的疏失，認為倉庫在傍晚既已上鎖，深夜自不可能有人進入或藏匿，這次全村搜捕的工作，就這樣功虧一簣，五叔父才得以倖免。其後經過交涉斡旋終以﹁自首﹂的方式結了案。之後於一九五三年因肝癌而病逝。自此先父再也不能享有手足友愛了，生活上自有感覺孤寂之時。
先父小時候，兄弟都在自家讀書，家裡設有學堂，也為﹁先生﹂(過往對醫生、對老師都這樣稱呼，用以表示尊敬)備妥寢室，聘請澎湖黃鑑堂先生長住授課。後來林邊有小學(當時叫公學校，後來改名國民學校；小學是給日本學童念的)，先父就要從四塊厝徒步來到林邊讀書。放學後還要讀鑑堂先生所教的。比先父早一年入學就讀東港公學校的二伯父，後來也轉回林邊就讀。因為林邊公學校最高年級比他念的低一年級，躊躇多年，最後不得已，也就只好降一年與先父同班。他兄弟倆都是林邊公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家父又遠離家鄉念中學，然後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臺大醫學院前身)習醫。在學校裡，臺灣人和﹁內地人﹂(日本人)各自結群，壁壘分明。當時臺灣之精英人士蔣渭水先生，正為臺灣設立議會而奔走，回到母校找學弟連署。雖然在學校裡臺、日學生壁壘分明，但絕大多數的臺灣學生不願白紙黑字留下痕跡，而先父當時即毅然簽名加以支持。又先父自分來自鄉下，不可不努力而趕不上別人，所以週日往往都在學校作功課，少有跟同儕上街逛逛，因此也常受同學揶揄。但也因為用功讀書，所以學業成績很好，畢業後也就在母校的醫院(當時應該是總督府的醫院。也應該稱病院，醫院是現在的診所)就職，總督府更要任命他﹁醫官補﹂之職，但必須改姓名(更改成日本式的姓名)，先父隨即離職，速速離開臺北回家鄉。
回鄉後，暫時在二伯父之岳家(林邊中林路謝家)開業，後來在衙門︵現在的分駐所︶斜對角中山路購地建屋，其後就沒再搬遷。
開業之初，家祖母即交代先父醫病不可分貧富，不可沒錢就拿不到藥，這個母命先父終身不違。
求診於先父的病人分佈很廣，大概是當時醫師較少，而先父又有機車可以外診。假日我常看到因病人一大早就上門，先父的早餐就不能按時吃了，甚至要到接近中午才吃。有時病人於深夜前來求診，也有病人不能來而需外診的，先母也都起來為先父泡一杯熱茶，尤其是冬夜。要到病人(或家屬)離去，才能關門就寢。有時一夜數起，幾乎整夜不眠，但隔日依舊要一早起床，照常工作。
當醫生雖然辛苦，但醫生除了生活比較寬裕之外，病人的病情好轉、病痛減輕，這時不只是病人高興，醫生內心也欣慰，尤其是看到病人與家屬從表情、眼神流露出來的感謝之意，那種感受可不是能夠用什麼東西換來的。而醫生與病人的接觸是最直接的，要與人建立感情、要在社會上累積聲望，在農業社會的世代，當醫生這個行業是最容易辦到的。難怪臺灣實施地方自治早期當選公職人員的，醫生佔有相對高的比例。
先父的興趣是多面向的。他自小喜愛園藝，所以成家立業後設有花園、有蘭花亭，又有假山、噴水魚池。池邊有柳樹，枝條垂入水中。他養金魚、鯉魚、鴛鴦、帝雉、山雞、火雞、暹羅雞(鬪雞)、鸚鵡，他也養軍犬、軍鴿。花木很多，有梅樹、桃樹、桂花、菊花、玫瑰，以及各種觀葉樹木。梅花的花期很長，甚至在陰曆的九月八日，家父就曾指我家的梅樹給我看，仔細看去，可以看到整樹綠葉中已有幾點白了；進入嚴冬卻正好相反，盛開的梅花樹，難得看到幾片綠葉。春節期間，客廳裡的大花瓶，就插著幾條盛開的白梅，十分高潔雅緻，梅花是家父的最愛之一。他的鴿子小松、西翁、賜大臣盃在鴿界是享有盛譽的。
他除了不斷看醫學的書籍，像什麼臨床之類的書外，也喜歡看報紙和古代的小說。他也捨得花錢買當時的現代化機具，像哈雷機車、十二波段的收音機、留聲機、電影機。七、八十年前的電影就有彩色的了，但不是底片彩色的，是黑白的底片透過或紅、或黃、或綠、或紫的顏色玻璃片投射出去的黑白、黑紅、黑黃的影像，這就是當時的彩色電影了。他的現代化機具中，哈雷使他能外診到遠地；收音機和報紙一樣都是他終身的喜愛，也都是他獲得消息與知識的重要來源。而他的軍鴿有時也派得上用場。先父到遠地外診如枋山、刺桐，有時病人多，病人家屬可在家父還在看診中即前來林邊取藥，不用等醫生回到林邊。這樣可以節省很多時間，但病人家屬卻是一頭霧水，沒有藥方，怎能配藥？原來是利用﹁飛鴿傳書﹂。其實那是附加價值，本是要訓練鴿子的飛行能力的。
先父平日侍母極孝。祖母住四塊厝，我們住林邊，有時是外診順道，有時是專程回到四塊厝探望祖母。有時也迎接祖母來林邊住。祖母多次對我誇讚先父孝順，說他的孝心遠勝過一般的孝子。他們母子是心連心的。其實她的子媳也沒有一個不孝敬她老人家的。
先父兄弟四人，極為和睦親愛。他們兄弟都疼愛侄兒侄女，也會把對兄弟之愛轉移到失去父親的侄兒侄女身上。他們待人都很親切不敢怠慢，也都熱愛自己的家鄉。所以林邊人認為家父是林邊人，四塊厝的人卻認為家父是四塊厝的人。對於子女之教育，要求我們做人要正直，要能忍讓，對於學業要努力，要靠自己的實力。一九五0年代，有一所學院需要經費，願意捐出一筆錢的，即可讀醫科。時家兄少筠(我們稱三哥)正就讀於國防醫學院醫科，先父之摯友江山伯(陳江山)醫師，他也是監委來家告知，先慈似有動心，但先父不准。先父只是不要自己的子弟這樣做，並沒有反對別人這樣做。古代都有捐官的制度，何況捐錢入學也要用功讀書，達到規定的水準才能畢業，遠比捐官好太多了。
先父不信鬼神，沒有宗教信仰。我家的拜櫥只供奉歷代祖先靈位，沒有供奉神明。先父也不認為可以靠祖先庇佑而可不努力，要成功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努力。拜祖先所重的意義是懷念、是感恩、是反省、是許諾、是傳承。先慈遇年節會偷偷祭祀鬼神，先父是非常反對的。有一年本鄉一群人跑來告知家父，說他被選為當年的爐主。他訝異但沒有拒絕，請來人代他找人供奉那尊神明，而爐主該盡的責任願意配合。這個結果，來人非常高興，一個從不拜鬼神的敏生叔，願意當那年的爐主。他對外人不同的宗教信仰是採取包容的態度。等家父年事高了，對家慈的祭拜鬼神也採取寬容的態度。不是他和家慈的宗教信仰相同了，是他對家慈的宗教信仰也更寬容了。
對於政令，他也有與一般人不太一樣的看法。民國三十幾年，政府開徵﹁大糧戶﹂的稅。舅父特地來家告訴家父如何減免此稅。當時家父沒有﹁節稅﹂的觀念，他沒阻止小舅子不違法的避稅行為，自己卻寧願被課徵。其後政府的﹁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他都泰然接受沒有怨言，他認為這是國家的需要。
臺灣在日治結束，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政府財政拮据，地方上辦活動，要仰賴地方人士的捐助，家父也都熱心樂捐。曾有一趣聞，族兄有X哥，為了發展他的事業，在林邊國小對面租屋，結果也真的發財了。林邊國小辦大型活動，他利用就近之便，過來看家父捐多少。等到看見家父捐款了他才﹁出手﹂，他總是﹁第一名﹂。他不但因第一名而高興，我想他更以捐款超過家父而得意。此事不知家父知不知悉。如果知道，我想他應是莞爾一笑，因為捐款動機雖有不同，但畢竟都是好事。
地方上的人口慢慢增加了，有些路段稍嫌窄了，需要拓寬道路，但地方財政拮据，家父就與地方的賢達出去與鄉人溝通。結果，沒有補償金也能拓寬道路！想起來，當時的民風與地方賢達真是可敬可愛。
家父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接任官派林邊鄉鄉長，其後擔任高雄縣參議員，直到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屏東縣從高雄縣分出，就參選直接民選之第一屆屏東縣議員。當時林邊鄉除了家父當選之外，還有阮忠性醫師、阮潘秀琴女士及溪州(後來分鄉改名南州)謝情先生，一鄉共有四位縣議員，在地方自治史上是少有的。
過去的事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很多是既怪怪又有趣的。縣議員選舉，羌園有一位農民，本來是想把票投給家父，但如果沒有把票投給他的地主又怕會露餡，因為他想那村都會投給家父，也就來到我家向家父”道歉”述說他的苦衷。家父請他放心，不要挂意家父這邊，安慰他也感激他。這樣的事，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個時代的人情味，至於投票的觀念，就是經過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恐怕也未必人人都有正確的觀念。
溪州(南州)人陳情分鄉之事，在高雄縣與屏東縣都受阻，當地領導人林X先生十分不滿，有一天在屏東縣議會開會結束後，他就在屏東火車站候車室等家父，他要家父不再阻撓溪州分鄉之事，否則就等著吃刀子銹(挨刀)。但事後他自覺不是，即親自前來向家父道歉。一個地方上的領導人物，畢竟不同凡俗。
父親當縣參議員的時候，本鄉田厝村的林碧輝先生當省參議員，那時他人在臺北。有一夜，地方仕紳在我家談論溪州分鄉之事。突然臨時決定要到臺北。因時間倉促，有的還得回自己的家準備，怕趕不上火車，就叫人先到林邊火車站找站長商量，萬一他們的人沒有到齊可否延後三分鐘開車？回報說，站長說他有五分鐘的權力，結果是否因此誤點我不知道。因溪州分鄉而跑臺北可以說是為林邊人做的公事，但對火車乘客而言，那是”你們林邊人”的私事。雖然在民國三十八、九年的時候，火車誤點是常事，而準點是例外，但是因等人而誤點該是少有的事。這種事如果發生在現在，不只不可思議，準會被罵死！
儘管溪州分鄉之事，先後都被地方自治單位高雄與屏東兩縣級政府否決，但省政府強行干預。屏東縣政府據法力辯，略謂關於鄉鎮行政區域之重新劃分，省政府有權准或不准；而行政區域要不要重新劃分，應該是屬於縣政府的事。但省政府把地方自治法置於腦外。對於林邊鄉公所反對溪州分鄉的理由之一，會因分鄉而財政短缺，省政府丟了一顆糖，分鄉那一年補助林邊鄉公所十萬元。這樣的政治玩法，我們現在聽來真有似曾相識之慨！省政府這個傑作使林邊成為全臺灣島上面積最小的一鄉。
家父任滿第一屆屏東縣議員後就不再擔任公職，而積極扶持接棒人。但家裡一直是地方人士薈聚談論地方諸事的地方。家父無論是否擔任公職，一直很關心地方教育。過去林邊的子弟要念中學，必須到外鄉去就讀，家父首先爭取屏東中學設立分部於林邊，當時董錦樹議長力爭在枋寮設立。朋友歸朋友，為了公事是不相讓的。屏中胡秉正校長來林邊看過，他也屬意林邊，但最後的決定權不在胡校長，鷸蚌相爭，南州得益，分部設於該地。後來力爭東港中學設分部於林邊，總算有了結果。
家父剛過世後有一段時間舅父常來探望家母，很關心我們。有一夜舅父和我坐在大廳，對我談起林邊設立東港中學分部的事。設立分部、設立學校必須有校地，那時需要用到他的土地。他說政府如果沒有經費也就沒話說，政府有經費的時候，怎麼也只以公告地價給予補償金？但二姐夫(指家父)出面了。舅父對我笑著，手掌張開、掌心朝上，同時手微微向外移動。他沒有不悅，但似乎在說遇上這樣的姐夫又能說什麼呢？
家父一生中遇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廿八日，臺北因查緝私菸，擦槍走火，把臺灣一年多來民間積怨引爆了。場面像野火燎原一樣，迅速由北部傳到南部。林邊的青年也﹁動﹂起來。當時我才滿十歲又一個月，對這事也不甚了解。有些情節到現在仍是百思不解。我只把所見所聞所知敘述於後。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我聽到家父對家母說：”這不會成事”。家父一開始就不看好事態的發展。二二八事件林邊的領導人是姚、洪、楊等人，他們力邀家父出來領導。家父做事謹慎，沒有答應，提出三個條件：一、要接受約束，不得擅作主張。二、不可打外省人。三、只能做維持地方上治安的工作，不得鬧事。在他們答應後，家父為了社會責任才答應他們。事件過程中，林邊地方上的仕紳和軍方商量，因派出所的人員都不見蹤影，形同無政府狀態。但是地方治安必須維持，就由地方上的仕紳出具借據，商借軍隊之武器。而一群軍人就住進派出所圍牆內的大建築物，受到安全的保護。那幢建築物後來作圖書館，也作過民眾服務站，也作過村辦公室。那個借據除了家父之外，還有姚鄉長和洪吸醫師等人簽名。阮昭明先生說這事情他知道，他父親阮忠性醫師也有在借據上簽字。後來從大陸調來精銳部隊到臺灣，各地的反抗團體一一潰散。負責處理林邊的事故的人是盧副台長，他和家父有一段緣份，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有一天盧曾受困於林邊，是在我家才得到安全的。
盧副台長奉命前來林邊那天，祖母勸家父躲避一陣子，家父回祖母說他沒做壞事，不用擔心；況且如果他躲起來，林邊會"霧煞煞"。其實﹁不用擔心﹂是虛的，怕林邊"霧煞煞"才是他真正在意的。那一天他穿著整齊的西裝，別著縣參議員的徽章，家母紅著眼眶幫家父理理衣服。家父交代家母萬一有事，去找他的朋友陳崑崙縣參議員。家母噙著淚水跟在後面，看著家父一步步走下樓。家兄(三哥少筠)說那天家父要家人不可探首窗外，窗戶要緊閉，窗簾要把窗戶遮掩起來。他躲在窗邊微微撥開窗簾，看到我家門前的大馬路有軍用的大卡車，載著滿車的士兵，每隔一段距離，就放下兩個荷槍刀的士兵！有一吉普車開進我家門前，一個穿長靴的軍官，走進我家。
原先悲傷憂慮的家母看到家父與盧副台長見面後，兩人竟然相互攬肩，相偕走入客廳，兩人是那麼友善親切。家母心上的一塊大石頭才掉下來。他在我家客廳展示緝捕名單給家父看，那是用毛筆寫在一卷白紙上的。後來，本是逃躲的姚鄉長與洪X雄先生等人才一一出來見盧副台長，雖然受到嚴厲責斥，終究沒有被逮捕。舍弟少昂說，姚鄉長告訴他受斥責的地點，就是我家二樓。
盧副台長向上級報告林邊平安無事，長兄少華說他與阮忠性醫師之公子、低長兄一年級的昭山兄因同鄉的屏中同學在訓導處寫的自白書裡提及他倆，因而有了麻煩，幸好有了盧副台長的證明而平安無事。長兄說那夜在盧副台長面前是立正，不敢亂動，忍著小腿被蚊子叮，苦不堪言。事後林邊的人士也在林邊農會的廣場大擺筵席，宴請駐軍。林邊的二二八事件就這樣沒事了。
不料後來在”下頭”那邊(大概是指枋山、車城一帶)拾得一槍，經查是林邊駐軍的，盧副台長因此被革職。他決定要前往臺東，來向家父告別，家父當然也伸出援手。他與家父之間的情誼是怎麼建立的，我一直想不明白。而家父不逃躲，有赴義的心理準備，但他怎會忍心離棄他一生最敬愛也最疼他的母親？是因為他知道萬一不幸遇難，還有他的五弟可以侍母呢？還是他知道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有時也有他無可選擇而必須要走的路？
處理林邊二二八事件當天雖有捉捉放放一些人，但終究都沒有大礙。林邊有人受到酷刑、入獄或遇難，都與盧副台長處理林邊的二二八事件無關。鄉賢阮朝日先生，其時任職於臺北，他的遇難是在那裡發生的；鄭清福老師遇難並不是盧副台長處理林邊的二二八而被捕的；姚鄉長被捕下獄是民國四十幾年他當縣議員時候的事了，而曹德旺老師被捉受酷刑是因為他的學生鄭清福老師從日本回來的時候，曾前往探望過他而牽連被捕受酷刑的，這些案件都和盧副台長無關。林邊的二二八事件的結果，相對於其他的鄉鎮真是幸運得多了。
家父在地方上做些什麼事我不很清楚，只知道他在地方上極受敬重與愛戴。或可從下列各事而略知鄉人對他的看法。
一、林邊農會總幹事林祖德先生的”不可”之說：
農會會員每人都要繳一股的股金十元，我家有二百七八十股，顯然那完全不是為了當一個會員的需要。我不知農會要成立的時候二千多元的幣值是多少，但到民國五十二年的時候，只值中學老師三個多月的薪水。我告知當時的總幹事林祖德表哥想要領出股金之事。祖德表哥不假思索就說：﹁不可。人家都知道二姑丈(指家父)對林邊之努力與愛護，你這樣做，人家會批評！其實農會剛要成立時需要各方的資金，但到民國五十二年，二千多元對林邊農會來說，連九牛一毛都不如了。但他卻這樣鄭重其事。
二、把田間捉到的小紅魚”還”敏生叔。
家父的噴水池用量好了高度的竹筒塞在排水口來定水位。池水到達那個高度，就從竹筒上端排流出去。這樣魚苗難免也會流失。流出去的大多不久就死了，但有的倖存流浪到田裡。捉到的農人說，這是敏生叔家養的，送”還”敏生叔，這是那時候濃濃的人情味。
三、我知道你是敏生叔的後生(兒子)，好了，那就沒事了
這是鄭文錫老師近幾年才告訴我，又經少藩老師補充的。林邊國中林姓女老師與田厝村中庄仔人家發生小車禍，多次央人說和都沒能談妥。後來那時擔任訓導主任的鄭士熙校長建議，請陳少藩老師我的堂兄，我們稱五哥出面幫忙說項。哪知少藩老師和林老師一踏進那人家的門，什麼話都還沒說，那人看到少藩老師就開口說道：﹁啊，我知道你是敏生叔的後生(兒子)，好了，沒事了，我的傷口自己用紅藥水擦擦就好了。林老師與少藩老師都喜出望外。
下面兩則是姚鄉長和林羵羊議員的說辭。我當然不敢、也不會同意他們說辭的內容。但那僅僅是代表他們個人的感受而已，我們可以不問與實事之距離，雖是貽笑大方，我還是厚顏寫了出來。
四、姚鄉長的”鄉什麼”之說。
這是家兄少筠(我們稱他三哥，現居潮州)告訴我的。有一天他和姚鄉長在鄭鐘標先生(偏名叫基阿。又因為他個子很高，所以同儕叫他ドング，那是英語long的日本腔發音)的鐘錶店裡談政治。談到二二八，姚鄉長說我們林邊真正的政治家是敏生仙(仙大概是先生的省略)，他是我們林邊的鄉X。姚鄉長敢說家父是鄉什麼的，可是我不敢寫。我想大概是二二八事件前前後後家父的表現他很清楚，尤其是家父沒有逃躲，完全是以本鄉的安危為念。更或許因為有家父之故，他得以倖免於難，許多林邊的人也化險為夷、平安無事，才有﹁鄉什麼﹂的說法。但那只是代表他個人的感受，而且只是那個時候的看法而已，姚鄉長自己的感受也未必是長久不變的。
五、林羵羊省議員的說辭。
羵羊叔(他的名字報戶口時被誤寫了，羵字的貝上面應該是個卉字，結果寫成”大”字，又在大的下方兩股各加一筆)一直很關心我們、照顧我們，尤其是家父辭世過後，所以一九九一年家慈過世時我也去崎峰稟告他。他主動問我如何辦家慈的喪事。我說家慈的喪事是我們家庭的事，所以準備只訃告比較親近的族人與親戚，也懇辭奠儀。他問我為什麼？我說我們兄弟受到地方父老與人士的關切、照顧已經太多，我們虧欠人家太多了。他卻堅定地 重複兩次：你們家沒有虧欠林邊的人，接著就提家父過去如何。我感激林省議員對家父的推崇，但我不敢也不會同意他說我們家受關切、受照顧而不虧欠林邊人的說法。那只是他個人對家父的評價，各人的感受不同是很自然的。他更進一步指責我不孝，認為家慈的喪事應隆重而且要盛大。家祖母與家父過世的時候他還沒有當省議員，他是縣議員。兩次的喪事他都主動安排，請縣長來擔任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雖然那只是當時流行卻是虛有其名的治喪委員會，但李縣長兩次都鄭重其事以主任委員的身分親臨致祭。我們感謝李縣長，也感謝林省議員對我家的關注。但家慈的喪事，我們沒有依他的想法去辦，也因我們辦事不練，懇辭了奠儀，卻也沒想到害了人送來更多的花圈、花籃...，內心感覺十分愧疚。
一九六三年，家父的心臟病越趨嚴重，頻頻進出高醫附設醫院，家母不辭辛苦陪伴、照料。那時家祖母已年高九十四，老人家身體自然會有些毛病，平日都是家父回四塊厝探望她，也為她看看病。祖母疼愛兒子、想念兒子，但她縱使多幾天看不到兒子也不會怪兒子，她相信一定是兒子有事不能分身，她卻不知道這一次是兒子心臟頻出問題。而有病纏身的人子，也不知道自己最敬愛最令他感恩的慈母身體正有不適。五月下旬祖母的噩耗傳來了，家父沒能在祖母身邊，非常悔恨哀痛。家父對祖母的病情最了解，家父相信如果他在祖母身邊一定有救。
出殯那天，父親依禮俗跪拜，並送祖母靈柩到山頭，直到下葬的所有儀式都完成，才抱著十分哀痛的心回家，父親又永遠失去一個最深愛的人了，人生的道路上更加孤寂了。
不到五十天，家父又於七月十日追隨祖母去世了。他倆母子之間根本無需以理智去考慮要怎麼做才不會使對方不悅，他們的言行都是發自至性的自然流露，母子的感情是完全契合的。母子之間的愛也無需藉言語來表達。侍父母要﹁和顏悅色﹂，根本不需要刻意記在心頭，而是為人子面對慈母的時候自然的流露，飽含著敬愛與感恩。作人兒子的也不用擔心沒有得到母親的歡心、沒有得到母愛，卻是能時時感受著母愛披覆兒身。他們是世上少有的一對母子。
我們兄弟為先父守靈期間，有一夜我陪二哥(堂兄少廷，四叔父的兒子)坐在客廳，我們都陷入沉思中，很長的時間沒有說話。忽然二哥對我說：三伯阿(指家父。阿字讀如國語的第三聲)的為人，就是古人說的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二哥說的很對，其實家父的為人，這一點是最容易看出來的。我又知道家父既沒有想傚法哪個歷史人物，也沒有想要立什麼榜樣給人傚法。他只是審時度勢，做那些人該做的事，做那些當下最適當的事，從不斤斤計較於利字上。所以我很快的就想到董仲舒的兩句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家父大半生都在林邊，受益於林邊，他除了深愛四塊厝之外，就是熱愛林邊、擁抱林邊。所以我們決定讓父親的靈柩繞行我們居住的中林村一圈。我捧著家父的遺像走在出殯的行列裡。隊伍由市場向媽祖廟行進的途中，記得我略為抬頭，看到左手邊的騎樓都有人站立，也有人肅立，我也看到有人以舉手禮敬禮，而有一個是朝著家父的遺像鞠躬。剛剛失去父親的我，看到這種場景，內心是既感動又哀痛。送殯隊伍經過媽祖廟、三山國王廟進入中山路，再經過林邊大橋、羌園、四塊厝，最後到番仔寮的墓地。我們都是徒步的，抬靈柩的也只好要輪番換人。
以前回祖家四塊厝看祖母，在這條彎曲的鄉間路徑上是和風拂面、視野開闊、綠意怡人，還沒到達四塊厝，就覺得祖母好像在身邊，使人愉悅。送父親最後一程是同一條路，但景色卻是濛濛的，又是沉沉的。每憶起家父送祖母上山頭與我們送父親上山頭的時候，腦際常浮現一幅畫：在一個暮色蒼茫的古道上，有個長者蝺蝺孤行，看不到終點，但他一直堅定地往前走。孤獨又年歲高了，怎能終生堅持？
我想一定是他對生命意義的信念在支持著他，也在陪伴著他！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鄰﹂既是現實世界的，也是心靈世界的。
